8月10日出版的《中国妇女报》，刊发了由崔建华撰写的书评《性别视域古史研究的开拓与启迪》，向读者介绍并推荐总社新书《古史性别研究丛稿》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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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全文：

性别视域古史研究的开拓与启迪

崔建华

　　进入21世纪，性别研究渐成显学。王子今先生所著《古史性别研究丛稿》（增订本）在2004年初版的基础上，补正旧文，增益新知，可谓从性别视角进行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书厘清、疏证了大量与性别史相关的简牍史料，并借鉴多学科研究视角与方法，为古史性别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同时，该书在性别关系史方面的某些具体论说，对秦汉政治史研究亦具有引导作用。

　　进入21世纪，性别研究渐成显学。面对新的学术趋向，有史学工作者敏锐地意识到，性别研究也是史学研究应当开拓的新领域。而王子今先生所著《古史性别研究丛稿》，便是这一学术自觉的重要成果。该书初版于2004年，此后十余年间，作者一如既往地心系古史性别研究，补正旧文，增益新知，最终推出了增订本《古史性别从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年1月出版，以下简称《丛稿》）。

　　“既博且专”的史料应用

　　作为性别主题的史学研究，古史性别研究首先需要厘清可以应用的史料范围。《丛稿》以秦汉史为学术基盘，《史记》《汉书》《后汉书》《方言》《风俗通义》等秦汉历史的传世文献，自然是《丛稿》撰著的基本史料依托。不过，这些文献并非秦汉史的独门秘籍。从这个角度来看，《丛稿》第三部分“简牍性别史料研究”，无论是对性别史相关简牍史料的疏证，抑或是利用简牍材料所进行的性别史分析，更能体现出秦汉史学者对古史性别研究的独特贡献。

　　此外，《丛稿》关注的史料并不仅仅局限于秦汉史领域。在初版序言中，高世瑜先生曾赞许作者“既专且博”。尽管高先生指的是作者在秦汉史之外，对性别史等“史学其他领域也多有涉猎”，实际上，就作者开展古史性别研究的史料广度而言，“既专且博”的评价亦是适用的。《丛稿》第一部分“性别视角的古代神秘主义文化考察”，将女娲、盐水神女等崇拜对象作为讨论的话题，话题本身既超越了秦汉时代，关注的史料也因而有了更长的时间跨度。第四部分“文学性别史探讨”，则直接从小说、影视、驿壁题诗、竹枝词当中发现值得探讨的性别史问题，史料形式更为多样化。

　　在坚守中开拓的研究路径与视角

　　在研究路径上，《丛稿》总体上坚守了历史学实证原则，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对称谓、名物等概念性表述的高度敏感与尊重。

　　由于客观存在的时空距离，古人使用的一些概念往往难以为今人理解。《丛稿》用力颇深，尤其是在简牍性别史料研究中，称谓考证的分量尤重。比如张家山汉简所见“偏妻”“下妻”“叚大母”，走马楼吴简所见“寡嫂”“孤兄子”“姪”“姪子”，如果没有对这些概念的考证，今人很难知悉秦汉之际、孙吴时期真实的家庭结构与家族内部关系。而在传世文献的考察中，《丛稿》亦不乏称谓考证的绝妙之笔。比如“秦娥”称谓，作者注意到《方言》卷二曰：“吴有馆娃之宫，秦有  娥之台。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由此意识到“娥”字是反映特定地域审美意识的“语言标本”。进而结合《文选》注引《方言》曰“秦俗，美貌谓之娥”，作者推断，《方言》的两种版本“或许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包括语言习惯在内的‘秦俗’在一定历史时期向东发生扩展性影响的情形”。借助称谓所反映的语言习惯来观察秦文化的扩展，这种以小见大的认知方式极具借鉴意义。

　　概念考证之外，对多学科研究方法、视角及观点的借鉴，亦是《丛稿》的显著特点。作者常通过自身熟悉的交通史视角来认识相关问题。比如关于女娲故事的传播路径，作者认为“反映社会信仰的文化存在，往往与交通形式有密切的关系”，进而发现平利、蓝田两地的女娲信仰遗存“共处于以子午道为主干的南北向交通系统之中”，而平利、竹山两地的女娲遗迹则“共处于与子午道大略相垂直的东西向交通系统之中”。关于汉代嫘祖传说，作者则注意到“嫘祖好远游”与祖道交通习俗之间的内在联系。

　　《丛稿》还大量吸收了民俗学、宗教学的研究成果。比如相关记载表明，在春秋时期，国君观看女巫表演被认为是非礼之举。为更好地理解这一观念，《丛稿》引述了美国学者对庆典社会功能的分析：在庆典当中，“阻隔人际交往的差异、等级藩篱暂时拆除”“从而周期性地强化了群体的凝聚力”。但另一方面，身份差异、等级藩篱的拆除，对现行秩序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受此论启发，作者推断国君观看女巫表演之所以被视为非礼，应当在于此场景对通常社会秩序所具有的“一定的危险性”。在全民狂欢的气氛中，“独身女子‘巫儿’的活跃，必然会形成‘妖冶喧阗’形势，从而导致对正常道德秩序的冲击”。《丛稿》在认识战国秦汉时期女子为巫现象时，还参考了学界对少数民族萨满教的研究，以及季羡林先生对中印妓女求雨故事的比较研究。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之间相似文化现象的比较，无疑有助于更为深刻地认识现象本身。

　　对秦汉政治史研究的新启示

　　可以预见，《丛稿》将在史料拓展、研究方法上给读者以诸多启发。同时，《丛稿》在性别关系史方面的某些具体论说，对秦汉政治史研究亦具有引导作用。

　　比如关于秦始皇是否立皇后的问题，此前学者倾向于认为没有立皇后。但作者于2005年指出，“秦国王后们的事迹不见于史书的记载，这可能和秦的文化传统有关。”依照秦国的传统，干政的女性多为太后，“大概王后不能参与政治”“秦始皇大概继承了这样的传统，因此秦始皇的皇后在史籍中的沉默，是自然的事，似乎并不构成什么‘令人费解的千古之谜’或者‘古今大谜’”。况且，从方法论上讲，“我们似乎不能因为现在还没有看到秦始皇皇后的事迹，就断定‘秦始皇帝始终没有设立皇后’”。尽管作者最终没有给出秦始皇是否立皇后的结论，但反对“秦始皇始终没有设立皇后”之说的立场是鲜明的。

　　再如《丛稿》对南宫公主婚事的辨析。在十几年前的热播剧《汉武大帝》中，南宫公主和亲一事被大事渲染，编剧的意图在于突出和亲政策对汉武帝造成的精神冲击，从而将其作为汉武帝决意打击匈奴的重要原因。但王先生经多角度的审慎考证后指出，根本不存在南宫公主和亲一事，“将汉王朝征伐匈奴这种大规模的民族战争的发生原因，解说为帝王个人感情受到重创于是决心复仇，显然也是偏离了历史的真实”。汉武帝的匈奴政策究竟为何转守为攻了呢？既然帝王感情受创不是一种合理的解释，那么，从帝王成长经历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是否还有挖掘的余地？比如建元年间两次对越战争的有征无战，对汉武帝认识汉匈关系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在王先生讨论的基础上就此类问题进行思考，对推进汉代政治史研究必定有所助益。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