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2日出版的《中华读书报》刊发了由邱晓撰写的书评《诗意中国的文化诗学》，向读者介绍并推荐了我社的精品图书“诗说中国”从书。

书评全文如下：

诗意中国的文化诗学

邱晓

　　我们不但要生存，而且要诗意地生存，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创造诗意，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创造出诗。诗意是生活的一个要素，诗是生活的重要维度。中国是诗的国度，几千年的文明贯穿着诗的脉络，《诗经》《楚辞》、汉魏古诗、唐诗、宋词、元曲，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实则是一代有一代之诗。因此，用诗意的眼睛打量历史、用诗的目光看待中国则顺理成章，这正是薛保勤、李浩主编《诗说中国》的根本情由。薛保勤先生是著名诗人、优秀报人，李浩先生是唐诗研究的著名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同时写一手好散文，两位都是诗歌的会心人、诗意的创造者，由他们组织策划这套《诗说中国》正得其人。 

　　《诗说中国》一套九卷，九卷所涉，又无一不与今天大部分中国人的生命存在息息相关。如《耕读卷：耕读传家》即暗含着巨大的困惑：在工业化、后工业化或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我们应如何对待我们曾经辉煌的农业文明，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到底应该怎样“改造”曾经的农业大国？《民俗卷：诗语年节》则促使着读者思考：我们现在的节日越来越多，泛节日化是当代文化的一大特征，但同时现在的节日又越来越无味，人们往往在商场血拼、扎堆旅游、胡吃海喝的虚假亢奋后产生巨大的空虚和厌倦。节日原可构造人类共同体，给人归属感、充实感、幸福感，但是现在却是更多的虚无感和逃离感。而读完《家国卷：家国情怀》，我不禁想问，对于生活在现代主权国家的公民来说，到底应该怎样摆正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但都具或隐或显的当代意识。 

　　经纬既成，《诗说中国》每卷著者自出机杼，缀文成书。每卷虽纲目不同，但设计原则一致，即不求面面俱到，而是由点入手、因点成线、以线带面。每卷的切入点，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皆是社会生活某一侧面的要素；从文学的角度说，所选诗歌要么出自名家、要么是为名作、要么间有名句。著者以此勾画一条诗学社会学的线索，进而呈现古代社会生活的整体风貌。即如刘炜评教授所著《战争卷：铁马冰河》，是以诗语述说古代战争，全书分四个部分，“情怀篇”“人物篇”“风物篇”“事件篇”，抓住了战争（诗）的基本要素。“情怀篇”分述“战争诗中的士人襟抱”“战争诗中的灾难控诉”“战争诗中的乡愁”“战争诗中的哀悼”，“人物篇”分述战争诗中的“将帅”“士卒”“百姓”“女性”和“胡人”，“风物篇”分述战争诗中的“军阵沙场”“边塞风光”“名关要地”“兵器与军制”，“事件篇”诗说“楚汉之争”“安史之乱”“宋金对峙”“抗倭战争”“明清易代”“近代中外战争”，其中隐约贯穿着时间顺序，把古代战争诗中的关键点提炼出来，加以阐述，足见用心之良苦和细致。 

　　在具体的阐述解说中，《诗说中国》做到了文学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结合。《诗说中国》，原是从诗歌入手、以“诗”来解说中国，故文学性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但此只一端。除此之外，《诗说中国》的文学性还体现在其解说文字上。笔者随手翻读《行旅卷：行吟天下》一页，读到诗说“岳阳楼”一段，著者因杜甫的《登岳阳楼》说到： 

　　诗圣的孤舟漂在湖上，恐怕一辈子都不能摆脱孤独和忧愤，然而如果把我们的视角放大一些，就会发现他并不孤单，四百年后，他的知己出现了，这个人就是陈与义。同样的忧国忧民，同样的忧身忧命，也同样在岳阳楼上留下了沉郁壮阔的诗篇：“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沧波无限悲。”（陈与义《登岳阳楼》）不知是陈与义有意模仿，还是他们本就性情相同，只是不同的时空造就了不同的命运，我们无从知晓。 

　　人到中年的陈与义，诗文中都难掩风霜，字里行间除了悲壮之外，更有刀刻般的坚毅。这种老而弥坚，除了岁月之外，再也没有另外一件东西能将其给予一个男人……（《行旅卷：行吟天下》第66页） 

　　这样的文字充满了文学的灵性，直可当美文来读。而在整套《诗说中国》里，这样的文字虽非触目皆是，但亦不在少数。 

　　《诗说中国》是以诗来说“中国”，说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因此，历史性、文化性也是其行文要求的目标。虽然是“诗”说，但是诗只是进入中国的切口，诗是中国文化最绚烂的色彩之一，但是并非全部，好诗往往是超越历史的，但是每一首诗又都有历史性，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氛围中诞生的，它总是天然地携带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信息。诗且如此，何况中国。因此每卷著者，总是从诗的起点出发，左顾右盼，牵合经史，联通古今，举凡儒释道各家经典、文人别集、史志文献、小说笔记、民谣民谚等等，能为其所用者，务尽其用。所以，通过《诗说中国》，著者为我们呈现的不仅是一个审美化的中国，而且是一个有着特定历史体温的、浑融整一的中国。因此，我认为《诗说中国》具有一种文化诗学的审美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