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7日出版的《中国文物报》，刊发了由曾磊撰写的书评《时景虽严吾当行》，向读者介绍并推荐了我社图书《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1933年2月11日—1935年6月14日）》。

书评全文如下：

时景虽严吾当行

——读《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1933年2月11日—1935年6月14日）》

曾磊

　　徐旭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曾担任著名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率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科学收获，为维护中国学术主权做出重要贡献。徐旭生本人也在西北科学考察的旅途中，开始走上由哲学家向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转变之路。1933年，他受北平研究院委托，到陕西筹建分院，全力促成了陕西考古会的成立。与此同时，他还与同事展开了对陕西历史文化遗迹的调查，此后又主持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收获，为初创时期的中国考古学积累了宝贵的田野考古工作经验，培养了以苏秉琦为代表的杰出的中国考古学家。《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1933年2月11日—1935年6月14日）》（下简称《日记》）即是徐旭生在陕西工作期间的部分记录。

　　《日记》的整理者罗宏才花费将近四年心血才将《日记》整理注释完成。他在整理《后记》中写道：“常常会因一条资料、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个问题的视线模糊而导致整理、注释工作中辍数天。并且由于日记原稿的零散和阙疑，衔接排序便更为困难。一日、一页、残段、局部日记的排序失误，会因此导致总体气息连贯的畅通受阻而不得不推倒重来，前功尽弃之事遂难免发生”（第153页）。罗宏才的整理注释工作卓有成效，补充了大量对日记所涉人物、地名、方言、民俗的解释。罗宏才还著有《陕西考古会史》一书，详细考证了陕西考古会的历史过往，可视作解读徐旭生日记的最佳参考。如果没有罗宏才的注释和《陕西考古会史》，日记的一些重要细节就会湮没无闻。如1934年4月15日的日记中说，在徐旭生等人即将前往宝鸡斗鸡台发掘之际，陕西考古会委员长张扶万突然“请再留一日，为出发人员饯行。”徐旭生“闻之，觉甚诧异。彼又言实因戴君电，欲得一机会，见面一谈。”（第72页）日记中淡淡一笔带过的“戴君电”，其实是当时轰动一时的“真电风云”。1934年4月11日，时任民国政府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在西安向蒋介石、蔡元培、汪精卫、王世杰等人发送“真日电报”，公开反对考古发掘。该电报在当时政界、学界和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由此引发了全国性大论战。论战虽最终以戴季陶惨败告终，但当时余波尚未散去，戴季陶还借助政治权力在行政院通过了“禁止发掘坟墓”的提案。另外，陕西地方士绅对科学考古的抵触也给徐旭生带来一定阻力。借助《陕西考古会史》对这段史事的详细记载，我们才知道徐旭生当时所面临的巨大压力。

　　对于《日记》的价值，罗宏才有十分中肯的评价：“一部看似狭小的日记体量，已远远超过一般叙事日记与专题日记所产生的功用与影响，俨然一部活生生的20世纪30年代陕西文物调查发掘记录及关中社会文化史篇，它在准确关照特定时段日记记载主体诉求的前提下，更集中地反映了特定时代历史语言学术范式规制下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文化精神面貌与学术旨趣，给人以特殊的启迪与鼓舞。”（第10页）笔者在阅读《日记》时，对此深有体会。

　　西北边疆科学考察使徐旭生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在陕西田野调查中选定的斗鸡台墓地在后来的发掘中出土大量文物，也充分证明了徐旭生对考古遗迹价值的敏锐嗅觉和准确判断。囿于经费、人员的限制，徐旭生等人的考古调查十分辛苦。当时陕西灾害频发、时局动荡，调查中甚至曾遭遇狼灾匪患，以至于要“派武装者跟随保护。”（第28页）此外，围绕陕西考古会的各方利益纠葛，也给徐旭生带来不少压力。陕西考古会创立的过程中，在人员配备、学会选址、京陕合作、资金筹措等方面遭遇了许多困难。因为在创办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进行实质性的发掘工作，徐旭生还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面对诸多困难和误解，徐旭生毅然勇猛前行，终使斗鸡台墓地得以发掘，开辟出一块陕西考古的全新天地，其精神着实令人唏嘘感佩。为了继续坚持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徐旭生甚至力辞河南大学校长职务。“在常人惯见的做官还是做学问的道路选择上，徐炳昶（徐旭生名）最终选择寂寞、清贫，拥抱考古。辞授取舍间，折射出他清俊高蹈的人格魅力。”（《陕西考古会史》第234页）

　　在考古调查的过程中，徐旭生特别注意对珍贵文物的保护。对此，罗宏才在《陕西考古会史》中已有详述，这里再做一点补充。1933年6月5日，徐旭生在宝鸡瓦峪寺考察时发现顺治丙申年石碑一通，徐旭生在日记中对碑文有择要记录：“（瓦峪寺）为古之弥罗院。唐垂拱三年重修。至宋，有异僧广智，形躯为童子而识行弘通。太平兴国四年，封为太师，命葬寺之北，改院为大兴善寺”。徐旭生认为，“此碑所言，固未全可靠，而寺属唐旧，事颇可信。此碑文不著录于县（整理者注：“疑脱一‘志’字。”），现石已泐蚀。”（第35页）

　　徐旭生所据县志，为民国十一年（1922年）《宝鸡县志》。此县志卷七《祠祀》只记“瓦峪寺在县南六里。旧志宋僧不空建有遗偈镌石。”确实没有徐旭生日记所录顺治丙申年碑的记载。但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修《宝鸡县志》卷五《古迹》载：“瓦峪寺，县南六里。宋高僧不空禅院。有遗偈卧碑。”卷七《人物》又载：“释广智，号不空，宋弥罗院僧也。不知几多年岁，形躯仅如童子而识行弘通，德闻于朝。太平兴国四年，太宗特命鸿胪卿奉诏封为太师，以玉椁敕葬于院之北境。复改院为大兴善寺，即今之瓦峪寺。”由此可知，乾隆二十九年《宝鸡县志》的记载当参考了清顺治丙申年碑之碑文。

　　徐旭生发现此碑时，碑石已“泐蚀”。徐旭生担心“此碑一毁，寺之历史无可考见矣！”于是劝同行的宝鸡县长程云蓬，“如有机会，可命人将碑文搨出，或设法保存碑。”（第35页）此后不久，国难遽降，山河破碎，世事沧桑，曾经兴盛一时的瓦峪寺也在战火中毁坏殆尽。然而这通石碑却幸运地保存了下来。据高义生《千年古刹瓦峪寺》一文，瓦峪寺自1992年起开始重修，此碑目前仍保留在该寺，同处还留存有两通佛教造像石刻。陕西新闻联播2013年8月17日曾有报道。此碑不见于《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对于研究宝鸡地方历史具有一定价值，能够留存至今，当有徐旭生、程云蓬之功。

　　在中国自主的田野考古的初创时期，缺乏专业的人员设备，严谨的考古发掘规范自然亦无从谈起。在努力摸索科学发掘方法的同时，对于一些不恰当的发掘方式，徐旭生在日记里也有所检讨。如1934年6月7日日记记载：“工人又乱取出铜器多件，见之，心甚不怿。昨日余见其乱取，虽略言之，但并未严厉申斥，则余亦不能不负一部分责任。”（第104页）这种大胆承认失误，勇于自我批评的做法也体现出徐旭生对考古工作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考古发掘的收获，徐旭生亦十分珍视。1934年5月16日，斗鸡台墓葬中发现周代壁画和漆器，徐旭生在日记中写道：“周代之壁画及漆器，大约以吾侪为第一次发现矣。”（第92页）兴奋之情溢于纸面。

　　观徐旭生的照像，眉宇间总是透露一股威严坚毅，炯炯目光似能洞鉴一切。他在西北科学考察中，曾有“时景虽严吾当行，猛进不需愁途穷”的诗句（《徐旭生西游日记》，第142-143页）。我想，徐旭生正是秉承这样“猛进”的人生态度，坚持“男儿生当东西南北游，安能株守田园老”（《徐旭生西游日记》，第142-143页）的人生信条，在艰难“时景”中勇敢前行的。徐旭生一生著述甚丰、游历甚广，人生晚年仍致力于田野考古，苏秉琦曾说他是“响当当的顶天立地的人才”，说他“一贯提倡理论结合实际”“是注重社会调查研究的典范”。（苏恺之：《怀念我敬爱的老伯——徐旭生先生》，《中国文物报》2018年2月9日第7版）这样的评价，可谓公允。

　　（《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1933年2月11日—1935年6月14日）》，徐旭生著，罗宏才注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7年8月出版，定价80元）